1、阑风长雨秋纷纷，四海八荒同一云。——出自唐·杜甫《秋雨叹三首》
2、十年居上郡，四海谁为主。——出自唐·于濆《长城》
3、“五原”(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毁》、《原人》、《原鬼》）
4、韩集古本，以南宋魏怀忠《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》、《外集》为最善；廖莹中世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遗文》（明徐氏东雅堂翻刻）最为通行。清代顾嗣立、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。今人钱仲联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。另外，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，有宋方崧卿、朱熹，清陈景云、王元启、沈钦韩、方成和今人徐震。年谱以宋洪兴祖《韩子年谱》最为详备。赵翼《瓯北诗话》、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、林纾《韩柳文研究法》中有关部分，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。《马说》被选入初中课本。
5、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，反对藩镇割据。唐宪宗时，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。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。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，提倡散文，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韩愈，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，被贬潮州，后因治政突出，迁袁州，即今江西宜春，刺袁州史。任职袁州期间，韩愈政绩卓越，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。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，名为状元洲，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。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，宜春市区有昌黎路，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。
6、韩文公名愈字退之，说起这名和字，倒有一段佳话。韩愈父母早亡，从小就由哥嫂抚养。转眼到了入学的龄，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，这天，郑氏翻开书年，左挑一个字嫌不好，右拣一个字嫌太俗，挑来拣去，过了半个时辰，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。韩愈站在一旁观看，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，便问：“嫂嫂，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？”郑氏道：你大哥名会，二弟名介，会、介都是人字作头，象征他们都要做人群之首，会乃聚集，介乃耿直，其含义都很不错，三弟的学名，也须找个人字作头，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，韩愈听后，立即说到：“嫂嫂，你不必在翻字书了，这人字作头的‘愈’字最佳了，我就叫韩愈好了。”郑氏一听，忙将字书合上，问弟弟道：“愈字有何佳意？”韩愈道“愈，超越也。我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做一番大事，前超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决不当平庸之辈。”嫂嫂听后，拍手叫绝：“好！好！你真会起名，好一个‘愈’字吆！”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？原来他自幼聪慧，饱读经书，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，每日可记数千言，不到七岁，就读完了诸子之著。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，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，这个“愈”字，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。他长到十九岁时，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。这年恰逢皇科开选，郑氏为他打点行装，送他进京去应试。到京城后，他自持才高，以为入场便可得中，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。结果别人考中了，他却名落孙山。 后来，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，连续考了四次，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。之后，一连经过三次殿试，也没得到一官半职。由于银钱早已花尽，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。在洛阳，友人穿针引线，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。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，甚有尊望，韩愈就住在他家，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结婚。卢小姐天性活泼，为人坦率，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，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。她曾多次思忖，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，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，可是如何规劝他呢？这天晚饭后,花前月下,二人闲聊诗文。畅谈中，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，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，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。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，为人诚挚。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，只是这科场屡挫，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,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。”韩愈听后，频频点头，心中暗道：卢小姐果有见地,接着说道：“小姐讲的甚是有理,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，请小姐赐教。”卢小姐一听，“嗤”地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你真是个聪明人啊！”随即展纸挥笔，写道：人求言实，火求心虚，欲成大器，必先退之。韩愈捧赠言，一阵沉思：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！自古道骄兵必败，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，这个“愈”字便是证据。于是，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：退之，给自已起了个新名字。
7、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。所谓“以文为诗”，别开生面，用韵险怪，开创了“说理诗派”的诗风。当然，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化的缺点，对后代有不良影响。
8、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，宋代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（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。），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，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，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，称为“杜诗韩笔”，有“文章巨公”和“百代文宗”之名。著有《韩昌黎集》四十卷，《外集》十卷，《师说》等。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，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。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，称为“杜诗韩笔”；苏轼称他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，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。韩诗力求新奇，重气势，有独创之功。韩愈以文为诗，把新的古文语言、章法、技巧引入诗坛，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，扩大了诗的领域，纠正了大历（766～780）以来的平庸诗风。
9、独步圣明世，四海称英雄。——出自魏晋·张华《壮士篇》
10、一言芬若桂，四海臭如兰。——出自唐·骆宾王《咏怀》
11、论说韩愈全身像
12、文学创作
13、韩愈散文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，语言鲜明简炼，新颖生动，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。韩文风格雄健奔放，曲折自如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： ①论说文，可分为两类，一是宣扬道统和儒家思想，如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原人》；另一类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明道倾向，但重在反映现实，作不平之鸣，而且不少文章有一种反流俗、反传统的力量，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，如最有代表性的《师说》、《马说》。 ②杂文，与论说文相比，杂文更为自由随便，或长或短，或庄或谐，文随事异，各当其用。如《进学解》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，反话正说，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，行文轻松活泼。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、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，如《杂说》、《获麟解》等，形式活泼，不拘一格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。 ③序文（即赠序），大都言简意赅，别出心裁，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，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、《送孟东野序》等。此外，韩愈还在传记、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，如《毛颖传》《柳子厚墓志铭》等。 ④传记、抒情散文，韩愈的传记文继承《史记》传统，叙事中刻画人物，议论、抒情妥帖巧妙。《张中丞传后叙》是公认的名篇。他的抒情文中的 《祭十二郎文》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。
14、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、长篇，有《原道》、《论佛骨表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等，它们大都格局严整，层次分明。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，短篇如《杂说》、《获麟解》，比喻巧妙，寄慨深远；长篇如《送穷文》、《进学解》，运用问答形式，笔触幽默，构思奇特，锋芒毕露。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，体裁多样，文笔多变，形象奇幻，理论精湛。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。学习儒家经书的，如《平淮西碑》，用《尚书》和《雅》、《颂》体裁，篇幅宏大，语句奇重，酣畅淋漓；《画记》直叙众多人物，写法脱化于《尚书·顾命》、《周礼·考工记·梓人职》。继承《史记》历史散文传统的，如名篇《张中丞传后叙》，融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炉。学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，如《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》、《清河张君墓志铭》等。记文学挚友，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，如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、《贞曜先生墓志铭》等。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，韩愈也有些“谀墓”（指为死者歌功颂德，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，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）之作，当时已受讥斥。 《韩愈全集校注》
15、诗歌创作
16、文创作理论上：他认为道（即仁义）是目的和内容，文是手段和形式，强调文以载道，文道合一，以道为主。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，并博取兼资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诸家作品。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，坚持“词必己出”、“陈言务去”。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，提出养气论，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。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论点。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。在作品风格方面，他强调“奇”，以奇诡为善。
17、韩愈(HanYu)
18、散文作品
19、八仙炼后钟神异，四海磨成照胆寒。——出自唐·吕岩《七言》
20、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为了整顿旧时秩序和振兴儒道统而提供学习古文，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。他对古文创作的要求是，“必出入于仁义、“文从字顺各识职”（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）、“唯陈言之务去”（《答李翊书》——、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（《答刘正夫书》）。因忠于古文，其成果颇硕，《原毁》、《进学解》、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、《送孟东野序》、《杂说》、《祭十二郎文》、《张中丞传后叙》等都是优秀作品。在诗歌方面，他推崇陈子昂、李白和杜甫，是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他的诗，或反映时事，或写中下层文士的政治失意和个人遭遇，都很有特色，如《汴州乱》，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、《山石》、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、《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》、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等。古诗往往规模宏大，才气纵横，气势雄伟。为了矫正大历诗的平庸、熟俗，他探索了诗歌发展的新路。不过象《陆浑山火》、《南山》、《石鼓歌》、《月食》等，故意搜集险怪，过分散文化、议论化，有伤诗意。生平详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六。
21、文学创作理论上：他认为道（即仁义）是目的和内容，文是手段和形式，强调文以载道，文道合韩愈石像
22、一，以道为主。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，并博取兼资庄周、屈原、司马迁、司马相如、扬雄诸家作品。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，坚持“词必己出”、“陈言务去”。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，提出养气论，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。提出“不平则鸣”的论点。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。在作品风格方面，他强调“奇”，以奇诡为善。 韩愈被列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又将他与杜甫并提，有“杜诗韩文”之称。
23、关于唐代七言古诗与歌行的关系，明清以来的诗论家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。一种说法认为二者同体，可以互相替代，如胡应麟《诗薮》云：“七言古诗，概曰歌行。”高《唐诗品汇》、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、王士《古诗选》评选唐诗，将七言歌行全部归于七古，而不加以区别说明。明清诗话评论中，将七古与七言歌行相互代称，其例更是不胜枚举。另一种说法则强调二者在体格风貌上的差别，将七古与歌行视为不同的诗体，如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》论云：“（唐代）有歌行、有古诗。歌行则放情长言，古诗则循守法度，故其句语格调亦不能同也。”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复加阐发，说“乐府歌行，贵抑扬顿挫，古诗则优柔和平，循守法度，其体自不同也。”吴氏、徐氏因此在各自的著作中，于“七言古诗”之外另立“歌行”、“近体歌行”之目，以显示二者之间的区别。 这种分歧意见的出现并不奇怪。从形式上看，七古与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诗，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诗，故归为一体，目为七古，似亦理所当然。然而就各自诗体的源流、体式与风格而论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。 首先，七言歌行出自古乐府，而七古则是七律产生之后别立的诗体，二者渊源不同。汉魏乐府有《长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燕歌行》、《齐歌行》、《艳歌行》、《怨歌行》、《伤歌行》、《悲歌行》、《鞠歌行》、《棹歌行》等，可以视为唐代歌行之祖。其中七言歌行，则是汉魏以来七言乐府歌诗自然的发展。清代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尝云：“七言创于汉代，魏文帝有《燕歌行》，古诗有《东飞伯劳》，至梁末而大盛，亦有五七言杂用者，唐人歌行之祖也。”所谓古诗《东飞伯劳》，即《乐府诗集·杂曲歌辞》载录的《东飞伯劳歌》。故七言歌行出于汉魏、南朝乐府应无疑义。至于七言古诗，旧说它起于汉武帝时的《柏梁台诗》。然而《柏梁台诗》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，每人一句，只能算是联句，算不得完整的七古。所以从诗体发生的角度说，二者不同源。 其次，就体式的主要特征而言，七古要求与七言律诗（包括七律、七排）划清界限。清王士《古诗平仄论》有云：“七言古自有平仄。若平韵到底者，断不可杂以律句。”七言古诗则有句脚多用三平调、句中不避孤平之类的讲究，这些都是对格律诗的反动。至于七言歌行，虽然初期部分作品在体式格调上颇与七古相似，然而在其演化过程中律化的现象却愈来愈严重。据王力《汉语诗律学》的统计，白居易《琵琶行》88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共计53句，而《长恨歌》120句中律句与似律句占到百句之多。这种律化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，它是歌行体诗要求适宜歌唱而着意追求声韵和谐的结果。 其三，从文学风貌论，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、庄重典雅，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、纵横多姿。《文章辨体序说》认为“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，格调苍古”，又说“放情长言曰歌”、“体如行书曰行”，二者风调互异。《诗薮》论七古亦云：“古诗窘于格调，近体束于声律，惟歌行大小短长，错综阖辟，素无定体，故极能发人才思。李、杜之才，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。”则在七古、七律之外，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。《昭昧詹言》说“七言古之妙，朴、拙、琐、曲、硬、淡，缺一不可。总归于一字曰老”，又说“凡歌行，要曼不要警”。“曼”即情辞摇曳、流动不居；“警”即义理端庄、文辞老练。这些评论，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。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，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、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，一度成为时尚，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。举例来说，杜甫《寄韩谏议注》、卢仝《月蚀诗》、韩愈《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》、李商隐《韩碑》等，只能是七言古诗；而王维《桃源行》、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、白居易《长恨歌》、韦庄《秦妇吟》只能是七言歌行。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晰的。 唐代歌行的兴起，与当时音乐歌曲的繁盛以及唱诗之风的流行密切相关。据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载：唐代音乐门类众多，前朝遗曲尚有大量留存。单就宫中载录而言，南朝清乐“武太后之时，犹有六十三曲”，又有“周、隋以来，管弦杂曲将数百曲……其曲度皆时俗所知”。除了前代旧曲，又有少数民族（所谓南蛮、北狄、东夷、西戎）的乐曲。另外还有当朝人所创作的新曲，如唐玄宗李隆基曾“制新曲四十余，又新制乐谱”。 “又自开元以来，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”。在这种音乐氛围里，歌曲之流行自然不难想象。以歌诗入唱词，见于记载者不胜枚举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载：太常寺“旧相传有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《乐》五调歌词各一卷，……词多郑、卫，皆近代词人杂诗”。唐代不仅绝句可唱，律诗可唱，而且歌行亦可以歌唱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载：天宝末，唐玄宗尝登勤政楼，梨园弟子唱李峤《汾阴行》至“富贵荣华能几时”以下四句时，玄宗赞曰“（李）峤真才子也”！又据《旧唐书·元稹传》记载，元稹“尝为《长庆宫辞》数十百篇，京师竞相传唱”。又唐宣宗《吊白居易》诗云：“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”。以上《汾阴行》、《长庆宫词》、《琵琶行》都是七言，这些是七言歌行可唱的明证。唐代七言歌行的繁荣，与唱诗风气的盛行不无关联。 唐人唱诗，可以分为有音乐的伴唱与徒歌两种。唐代常见伴唱的乐器除中土原有的琴、瑟、笙、箫之外，还有少数民族传入的琵琶、羌笛、胡笳、箜篌、羯鼓等，故唐诗中有琴歌、笙歌、胡笳曲、箜篌谣之名。然而唐人唱诗在当时更多的是徒歌，所谓醉歌、狂歌、击节而歌、浩歌伴舞、高歌唱和等，多属此类。有如下面的诗句： 李白《将进酒》：“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” 杜甫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：“座中薛复善醉歌，醉歌自作风格老。” 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：“君歌且休听我歌，我歌今与君殊科！” 白居易《短歌行》：“为君举酒歌短歌！” 杜牧《池州送孟迟先辈》：“酌此一杯酒，与君狂且歌！” 薛逢《镊白曲》：“时列绿樽酣酒歌。” 这种唱诗不拘场景，即兴而发，自由自在，在形式上较具随意性。歌唱中可能套用某些流行的歌曲旋律，当歌词较长时，则将曲调循环往复，以适应需要。 在这种音乐艺术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七言歌行，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体式与风采。七言歌行上承乐府诗即事抒情的传统，旁取格律诗玲珑精致的风姿，意脉流荡，波澜开合，曼词丽调，风情万种。所以七言歌行应是乐府与格律诗相结合的产物。风会所趋，使唐代诗人创作了大量的七言歌行作品。这些作品中，真正被之管弦、播于乐章的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，大量的还是作为诗篇流行于世。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论曰：“歌行有有声有词者，乐府所载诸歌是也；有有词无声者，后人所作诸歌是也。……故今不入乐府，而以近体歌行括之，使学者知其源之有自、而流之有别也。”大量的七言歌行未能用于实际的歌唱，因此只能算是一种“拟歌词”（或曰“准歌词”）。白居易《新乐府序》称新乐府诗“其体顺而肆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”，温庭筠《榜国子监》称进士所纳诗篇“声词激切，曲备风谣”，便指明了这些作品“拟歌词”的性质。至于他们在实际上能否用于歌唱，则是另一码事了。 总之，七言歌行创作的目的是拟歌词，其体性是由适于演唱的歌词所规定的。而七言古诗，则是一种主要提供案头阅读的诗体。因此从文学风格的意义上说，二者具有差异浅说歌行 歌行是古体诗的一种，多为七言，一般又多叙事。咬文嚼字起来，“歌”和“行”各有定义。明代徐师曾在《文体明辨序说。乐府》中说：“放情长言，杂而无方者曰歌，步骤驰骋，疏而不滞者曰行。兼之曰歌行。”实用上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，一歌一行，形式上并没有区别。 歌行是从乐府诗歌发展而来。乐府是汉代管音乐的官方机构，这个机构收集编录的歌诗就称乐府诗，是可以唱的。后代按汉乐府歌谱重新填词，或依旧题写作并不入乐，以至不入乐，也不依旧题，只是形式上类似汉乐府的，也称乐府。比如白居易提倡的“新乐府”。 汉魏以后，以“歌”，“行”为题的诗渐多，不过是古诗或乐府诗的一种，至六朝后期到初唐渐具规模。孩子大了，要自立门户，就形成了后来一枝独秀，清新流畅，情辞并茂的歌行体。歌行体一般说宁疏不练，是红绸舞，不是少林拳。 好的歌行读来像观赏舞蹈，有音乐和造型的结合，看得人心神荡漾。比如元稹的《连昌宫词》，开头四句： 连昌宫中满宫竹，岁久无人森似束，又有墙头千叶桃，风动落花红簌簌。 每次默诵，都觉得如同坐在剧院，舞台上幕布开启，眼前宫墙掩映，花树浓密，竹荫幽深。这竹和花，都是有精灵的，是历史的见证人。 宫边老翁为余泣，小年进食曾因入。 上皇正在望仙楼，太真同凭栏杆立。 故事切入非常快。诗中叙事很难，才气稍逊，诗句立呈呆相。这里“正在”，“同凭”充满动态，凸现大家功力。一路读下去，佳句叠起，时有字字玑珠之感。如： 春娇满眼睡红绡，掠削云鬟旋装束。 飞上九天歌一声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 读到这样的句子，真教人忍不住不鼓掌。 杜甫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，《丹青引》都是歌行绝品。红楼梦中的(女危)(女画)词也是典型的歌行体。 歌行到了吴伟业手里有了变化和发展。从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那样的“长庆体”，演变形成了所谓“梅村体”。词章华美浓艳，情韵更深，给人风华绝代之感。标准的梅村体一般平仄韵每四句一换，好用对仗，节奏感非常鲜明，读来真如“舞低杨柳楼心月”。 试读《鸳湖曲》： 鸳鸯湖畔草黏天，二月春深好放船。 柳叶乱飘千尺雨，桃花斜带一溪烟。(对仗)烟雨迷离不知处，(换仄韵)旧堤却认门前树。树上流莺三两声，十年此地扁舟住。 主人爱客锦筵开，(换平韵)水阁风吹笑语来。 画鼓队催桃叶妓玉箫声出柘枝台。(对仗)轻靴窄袖娇装束，(换仄韵)脆管繁弦竟追逐。云鬟子弟按霓裳，雪面参军舞(瞿鸟)(谷鸟)。(对仗)酒尽移船曲榭西，(换平韵)满湖灯火醉人归。朝来别奏新翻曲，更出红妆向柳堤。 …… 梅村体在艺术手法上还有些别的特色，如喜欢用顶针的修辞手法，即用上句的结束字词做下句的起始字词。这种手法在《圆圆曲》中用得较多： 鼎湖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。 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。 红颜流落非吾愿，(顶针)逆贼天亡自荒宴。 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。 相见初经田窦家，(顶针)候门歌舞出如花。 …… 梅村体对后来的歌行影响很大，近人所作《圆明园词》，《颐和园词》都是照梅村体的葫芦画瓢。吴伟业对歌行的形式确实赋予了更多的美感，但作品总体上仍不敌前人。无他，诗中感慨不深故也。
24、抒情文中的祭文，一类写骨肉深情，用散文形式，突破四言押韵常规，如《祭十二郎文》；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，四言押韵，如《祭河南张员外文》、《祭柳子厚文》。此外，书信如《与孟东野书》、赠序如《送杨少尹序》等，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。韩愈另有一些散文，如《毛颖传》、《石鼎联句诗序》之类，完全出于虚构，接近传奇小说。韩愈散文气势充沛，纵横开合，奇偶交错，巧譬善喻；或诡谲，或严正，艺术特色多样化；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。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，提炼当时的口语，如“蝇营狗苟”（《送穷文》）、“同工异曲”、“俱收并蓄”（《进学解》）等新颖词语，韩文中较多。他主张“文从字顺”，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，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。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。自谓“不可时施，只以自嬉”（《送穷文》），对后世有一定影响。韩愈也是诗歌名家，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、光怪陆离为主。如《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》、《月蚀诗效玉川子作》等怪怪奇奇，内容深刻；《南山诗》、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、《孟东野失子》等，境界雄奇。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、押险韵。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、本色自然的诗。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，但律诗、绝句亦有佳篇。如七律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、《答张十一功曹》、《题驿梁》，七绝《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》、《题楚昭王庙》等。 韩愈
25、二帝悬四目，四海生光辉。——出自唐·卢仝《月蚀诗》